编前语

我们谈论中国传统文化心理，常谈儒释道、谈国民性、谈文化结构，却很少追问一个更根本的问题：这些心理，究竟从哪里来？

本系列文章提出一个发生学视角：中国传统文化心理，是在农耕文明的存在方式中发生（根），经由汉字符号系统编码（脉），通过六艺教育路径养成（术），最终内化为中国人的心理结构。三者构成“发生—编码—养成”的递进系统。

农耕是根，汉字是脉，六艺是术。根深则脉远，脉远则术达。

我们将从土地出发，途经汉字，抵达六艺，最终回到心灵——追问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的生成逻辑，也追问当这个系统发生巨变时，我们该如何理解当代中国人的心理重构。

从土地到心灵，一次思辨的旅程，邀您同行。

【导论篇】

第一篇：为什么要从“发生学”看中国传统文化心理？

一、一个被悬置的问题

我们谈论中国传统文化心理，通常会谈些什么？

会谈儒家的人伦秩序、道家的自然无为、佛家的明心见性；会谈李泽厚先生所概括的“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1]；会谈方朝晖先生提出的“此岸取向、关系本位、团体主义”[2]；会谈费孝通先生笔下的“乡土本色”[3]。这些讨论各有洞见，共同勾勒出一幅丰富而多元的心理图景。

但有一个问题始终被悬置着：这些心理结构，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这不是一个可以轻易打发的问题。当我们说中国人“重视关系”“崇尚和谐”“安土重迁”“实用理性”时，我们是在描述一种结果。但结果不会凭空出现，它必有其发生的过程与机制。思想史可以告诉我们儒家说了什么、道家说了什么，但思想史本身无法回答：为什么是这些思想，而不是别的思想，被中国人选择、接受并积淀为心理结构？

这个问题，需要一种发生学的视角。

二、既有研究的两条路径及其盲区

要理解“发生学视角”的独特价值，先要看清楚既有研究做了什么、没做什么。

第一条路径是思想史路径。 这条路径以经典文本和思想传统为核心，梳理中国人心理结构的观念内涵。李泽厚从孔子仁学出发，提出中国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以血缘、心理、人道、人格为四大因素，以实用理性和乐感文化为精神内核[1]。方朝晖则从文化预设的角度，概括出此岸取向、关系本位、团体主义三重结构[2]。这条路径的贡献是巨大的——它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的“内容”和“特征”。

但它的盲区同样明显：它从“已经成型的思想形态”入手，而非从“心理结构如何发生”入手。 它告诉我们中国人有怎样的心理结构，却较少追问这些结构赖以发生的条件是什么、机制是什么、过程是什么。

第二条路径是本土心理学路径。 这条路径从西方心理学的框架出发，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寻找对应的心理学资源，进行现代转化。比如从儒家心性说中发掘“修身心理学”，从道家虚静说中发掘“存在心理学”，从佛家戒定慧中发掘“修行心理学”。这条路径的贡献在于搭建了中西对话的桥梁，让中国传统心理资源进入现代学术视野。

但它的盲区在于：它往往以西方心理学为“框架”，以中国思想为“材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拼接。 它回答的是“中国传统思想中有哪些心理学资源”，而非“中国传统文化心理自身是如何发生的”。

两条路径，一个从思想入手，一个从框架入手，共同的盲区是：都跳过了“发生”这个环节。 它们看到了花，看到了果，却没有追问种子是如何发芽的、根系是如何生长的。

三、发生学视角的提出

“发生学”不是一个新词。在哲学史上，发生学方法的核心是追问起源、追问机制、追问过程。它不满足于描述“是什么”，而要解释“为什么是这样”“如何成为这样”。

将发生学方法引入文化心理研究，意味着一个根本性的视角转换：不是问“中国人有什么心理”，而是问“这些心理如何被生产出来”。

这个转换看似简单，实则深刻。它意味着：

第一，文化心理的“内容”与“发生机制”是两回事。 我们知道中国人重视家庭、崇尚和谐、讲究关系，但这些“内容”本身不解释自己。它们是被什么生产出来的？是思想家的倡导吗？是统治者的推行吗？还是更深层的生存条件？发生学要求我们穿透内容，找到机制。

第二，文化心理不是一成不变的“实体”，而是持续发生的“过程”。 当我们把文化心理理解为某种固定的“结构”时，容易忽略它是在特定条件下被不断再生产出来的。一旦条件改变，心理结构也会随之改变——或者瓦解，或者重构。发生学视角让我们关注“条件”与“过程”，而非仅仅关注“结果”。

第三，发生学解释不是还原论。 追问文化心理的起源，不等于把它还原为简单的生产方式或地理环境。发生条件不等于充分条件。心理结构一旦形成，便具有相对独立性，能够反过来影响条件本身。发生学要揭示的是“发生”的机制，而非“决定”的公式。

四、三个核心命题：根、脉、术

那么，从发生学的视角看，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的发生条件、编码机制和养成路径是什么？

本系列文章提出三个核心命题：

命题一：农耕文明是心理结构的发生条件（根）。

农耕不仅是一种生产方式，更是一种存在方式。人地关系塑造了安土重迁的心理定势，四时节律塑造了循环性的时间观，生命化的宇宙观塑造了以“生”为本体的心理取向，稳定与积累的生产方式塑造了内敛型的文化性格。农耕文明回答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的生存根基是什么？它从哪里来？

命题二：汉字是心理结构的编码机制（脉）。

汉字不仅是记录工具，更是思维方式的构成要素。汉字的整体性编码塑造了整体性思维，象形性编码塑造了形象思维，书写性编码塑造了写意精神和情境性思维，结构对称性编码塑造了秩序感和对称审美。汉字回答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经由什么符号载体被编码和传递？

命题三：六艺是心理结构的养成路径（术）。

六艺不仅是古代教育制度，更是一套心理素质的养成体系。礼培养延迟满足与秩序内化，乐培养情感陶冶与感官和谐，射培养反求诸己与自我调适，御培养协调控制与应变能力，书与数培养认知基础与逻辑思维。六艺回答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心理通过什么实践路径被个体习得和养成？

三者不是并列关系，而是递进关系：农耕提供了心理发生的物质基础，汉字将这种基础转化为可传承的符号系统，六艺则将符号系统转化为可操作的教育实践，最终内化为个体的心理结构。由此形成一个 “发生—编码—养成”的系统观。

用更简洁的隐喻来说：农耕是根，汉字是脉，六艺是术。根深则脉远，脉远则术达。

五、这个视角的学术意义

将农耕文明、汉字、六艺整合为“发生—编码—养成”的系统观，其学术意义可以从四个层面来理解。

第一，它提供了一个发生学的解释框架。 既有研究多描述“是什么”，本视角追问“从哪里来、如何传递、如何养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研究提供了发生学维度。它不是要取代既有研究，而是要补上那个被跳过的环节。

第二，它打通了物质与精神、存在与意识、社会与个体之间的壁垒。 农耕是物质生产方式，汉字是符号系统，六艺是教育实践——三者分别对应存在、符号、实践，共同构成了文化心理的完整发生链条。在这个链条中，物质与精神不是二元对立，而是连续发生的。

第三，它为中国本土心理学的理论建构提供了新的可能。 不是从西方心理学框架出发寻找中国材料，而是从中国文化自身的发生逻辑出发，构建自下而上的心理结构模型。这是一种“以中国解释中国”的尝试。

第四，它对当代心理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如果中国传统文化心理是在农耕—汉字—六艺的系统中养成的，那么当这个系统发生巨变时——工业化、信息化、汉字数字化、六艺教育中断——中国人的心理结构将面临怎样的重构？这是传统文化心理应用研究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

六、一个必要的澄清

在展开论述之前，需要先做一个澄清：发生学视角不是地理决定论，也不是技术决定论。

农耕文明是心理结构的发生条件，但不是唯一条件，更不是充分条件。同样的农耕文明，在不同的地理环境、历史境遇、社会结构中，可能发生出不同的文化心理。中国农耕文明之所以塑造出这样的心理结构，还与其特定的地理环境（大陆性、封闭性）、历史进程（宗法制度的延续）、社会结构（家国同构）等因素密切相关。

同样，汉字是编码机制，但不是宿命。使用汉字的人，其思维方式受到汉字结构的影响，但并非被汉字完全决定。编码机制与思想内容之间存在复杂的互动关系。

六艺是养成路径，但不是唯一路径。除了六艺教育，还有家庭教育、社会教化、日常生活实践等多种养成途径。

发生学视角要揭示的是“发生”的机制，而不是“决定”的公式。它要回答的是“何以可能”，而不是“必然如此”。

七、本系列的旅程

接下来的十篇文章，将沿着“根—脉—术”的脉络，逐一展开这三个核心命题。

第一部分“根”（第二至四篇） ，考察农耕文明作为心理结构发生条件的机制。我们将追问：土地如何塑造心灵？四时节律如何塑造心理节律？以“生”为本体的宇宙观如何成为乐感文化的存在论根基？

第二部分“脉”（第五至七篇） ，考察汉字作为心理结构编码机制的机制。我们将追问：汉字如何从“工具”成为“构成”？整体性编码如何塑造关联性思维？书写性如何塑造时间意识和审美精神？

第三部分“术”（第八至十篇） ，考察六艺作为心理结构养成路径的机制。我们将追问：六艺如何作为心理素质养成体系？射御之道如何塑造“反求诸己”的心理倾向？礼的心理机制究竟是什么？

结语篇（第十一篇） 将完成系统整合，并与既有研究框架展开对话，最后回到当代意义：在系统巨变中，中国传统文化心理如何重构？

这是一次思辨的旅程。我们不追求面面俱到的“全面”，而追求层层推进的“深刻”。我们不回避矛盾和张力，而是在张力中推进思考。

从土地到心灵——让我们开始这段旅程。

下一篇：土地如何塑造心灵？——农耕文明的发生学意义

参考文献

[1]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2] 方朝晖.《中国文化的三个预设与新文化运动的宿命》.《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9期.

[3]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4] 燕国材.《中国心理学史》. 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5] 汪凤炎.《中国心理学思想史》. 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

[6] 葛鲁嘉，陈若莉.《当代心理学发展的文化学转向》.《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9年第5期.

[7] 林崇德，俞国良.《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过程和道路》.《心理科学》，1996年第4期.

[8] 李炳全.《主流心理学的困境与文化心理学的兴起》.《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9] 丁道群.《文化心理学的兴起》.《心理学探新》，2002年第1期.

[10] Li, X., Zhao, H., Xu, A., Zeng, X. (2026). Pursuing ideal mentalities: Key features and contemporary contribution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sycholog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ommunications.

[11] 章启群. 关于汉字与康德“图式”同构性的研究.（注：具体文献信息待补充）

[12]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

[13] 庞朴.《中国文化十一讲》.

【作者简介】馬恩祥 湖北阳明心理研究院理事长，汉字心学疗法创设者，卫生管理学士、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与湖北中医药大学双本科，健康教育副主任技师、中级心理治疗技师，公共卫生执业医师、二级心理咨询师，专业从事心理咨询与医院管理咨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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