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如何塑造中国式思维？——从“工具论”到“构成论”

一、引言：一个被“工具论”遮蔽的问题

在关于汉字与文化关系的讨论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一个看似不证自明的命题：汉字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系统，是“最重要的辅助与扩大语言的交际的工具”[1]。这一命题被称为“工具论”，其理论根源可以追溯到索绪尔的语言学——文字被定义为“言语的再现”，其功能在于记录语音、传递信息。

“工具论”自有其合理性。汉字确实承担着记录语言、传承文化的功能，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但问题在于：当我们将汉字仅仅理解为“工具”时，我们是否忽略了某种更根本的东西？

索绪尔式的定义将文字置于语言的从属地位，使其沦为“语音的附属品”。这一立场在西方拼音文字的语境中或许言之成理，但在汉字的语境中却面临根本性的困难。汉字不是拼音文字，它不以记录语音为首要功能，而是以“形”直接表“意”。当一个中国人看到“山”字时，他不需要先将其转化为语音“shān”再理解其含义——字形本身就携带着意义。这种“以形表意”的特征，使汉字不可能仅仅是“语音的记录”。

更根本的问题在于：如果汉字仅仅是工具，那么它如何解释中国式思维的独特性？为什么使用汉字的民族发展出了与使用拼音文字的西方民族显著不同的思维方式？工具论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工具是被使用的东西，它不构成使用者的认知方式本身。

本文提出一个视角转换：从“工具论”走向“构成论”。 汉字不是外在于思维的记录工具，而是内在于思维的编码机制。它以自身的结构特征，塑造了中国人的感知方式、思维方式和审美方式，构成了中国式思维的“在先框架”。

二、理论基石：汉字作为“有生命的图式”

2.1 从“语音的再现”到“独立的价值”

章启群在《汉字与中国式思维——作为一个哲学问题的断想》一文中，提出了一个具有突破性的判断：“文字不只是语音的记录，还具有独立的价值。各种文字本身及其书写方式，都具有民族性的心理和文化特征。”[2]这一判断为“构成论”奠定了第一块理论基石。

章启群的论述建立在一个重要的实证发现之上。张学新团队的研究表明，汉语母语者阅读中文词汇可以诱发大脑顶中区产生汉字阅读独有的脑电反应（中心顶区N200），这说明拼音文字与表意的汉字阅读植根于不同的感官通道。拼音文字以听觉通道为主，汉字以视觉通道为主。这意味着：汉字不是在拼音文字之外增加了一个“视觉维度”，而是从根本上构成了另一种认知方式。

2.2 汉字与康德“图式”的同构性

章启群的第二个重要判断是：汉字与康德所论的“图式”（Schema）具有很高的重合度和同构性。

康德的“图式”概念在认识论中具有关键地位。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提出了一个核心难题：纯粹知性概念（范畴）与感性直观是异质的，前者是普遍的、抽象的，后者是特殊的、具体的。那么，范畴如何应用于直观？康德的回答是：通过“图式”——一种介于概念与直观之间的“第三者”。图式既不是抽象的概念，也不是具体的图像，而是一种“想象的先验综合”的产物，是概念应用于直观的规则和程序。

汉字与“图式”的同构性在于：汉字既不是纯粹抽象的符号（如拼音字母），也不是具体事物的图像（如绘画），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中介”——它以具象的形体承载抽象的意义，以可见的结构呈现不可见的范畴。一个汉字就是一个“图式”：它既是感性的（有形的），又是知性的（有意义的）；既是特殊的（此一字），又是普遍的（一切此字所表之物）。

章启群进一步将汉字称为“有生命的图式”，认为它“具备了艺术的根本特征，自身就是艺术作品”[3]。这一判断意味深长：汉字不仅是认知的“图式”，也是审美的“图式”。“有生命”意味着汉字不是一个僵死的符号，而是一个有机的结构——它有笔画之间的呼应，有部件之间的配合，有整体的气韵流动。正是这种“有生命”的特征，使汉字能够同时塑造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审美精神。

2.3 “在先框架”与“心灵词典”

章启群将汉字界定为中国式思维的“在先框架”：这个思维方式“是中国人的‘心灵词典’，外化为中国文化、艺术、哲学、宗教甚至科学等，蔓衍在社会生活的每一个神经末梢；在内则构成中国人把握世界的独特方式”。

“在先框架”这一概念具有深远的方法论意义。它意味着：中国人在感知和思维之前，已经通过汉字的使用而获得了一套前认知的“框架”。这套框架不是内容，而是形式；不是被思考的对象，而是思考本身得以进行的前提。当一个中国孩子开始识字时，他不仅在学习一套记录语言的工具，更在习得一种把握世界的方式——这种方式深植于汉字的结构之中，先于他所有的具体认知。

“心灵词典”的隐喻则揭示了汉字编码的深度：汉字不仅存在于书本中，也存在于心灵中。它不仅是被查阅的工具，更是被内化的认知结构。中国人不需要翻字典才能思维——字典已经“住在”心灵之中了。

三、汉字的编码方式与中国式思维

3.1 整体性编码：关联性思维的生成

汉字最基本的结构特征是“一字一意”——每个字有音、形、义三个维度，三者共同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当中国人书写和阅读时，大脑接受的是图像、声音和字意的“全息信息”。这种全息性编码方式，塑造了中国人的关联性思维。

衡正安指出，汉字的整体性“直接影响着中国人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传统的学问强调‘通儒’，就是强调彼此知识之间的关系和相互的触类旁通；其小无内、其大无外，技近乎道等都是整体思维方式的展现”[4]。这种整体性思维不是将世界切割为孤立的部分，而是将世界把握为相互关联的整体。中国学问不追求分科式的专门化，而追求“通”的境界——通古今、通天人、通道器。

从发生学角度看，汉字的整体性编码与农耕文明的心理需求形成了呼应。农耕依赖对自然关联的观察——天时、地利、物候、人事之间的关联构成了农业生产的认知基础。汉字将这种关联性凝固为符号结构，使关联性思维从生产经验上升为认知方式。

3.2 象形性编码：形象思维的生成

汉字起源于象形。尽管经过隶变、楷化，其字形仍保留着与物象的关联。“山”如山峰耸立，“水”如水流蜿蜒，“木”如树木挺立。这种象形性编码，塑造了中国人的形象思维。

有研究指出，“汉字的象形字和指事字主要规定了中华民族的形象思维特征，而且表现出一种意象性思维的特征”[5]。所谓“意象性思维”，是指在认知过程中以“象”为中介——不是通过抽象概念来把握对象，而是通过具体形象来呈现意义。这种思维方式的典型表现是“望文生义”——看到一个字的形体，就能感受到它的意义。

章启群特别强调，由汉字使用生成的“中国式思维”与形象思维相关，“但并不属于列维-布留尔所谓的原始思维”。这一辨析至关重要。列维-布留尔将“原始思维”界定为“前逻辑的”、受“互渗律”支配的思维。但汉字的形象思维不是前逻辑的——它有自身的逻辑，只是这种逻辑不同于西方的形式逻辑。有学者将这种逻辑概括为“类比逻辑”：通过两物之间的“相似性”，从一物之属性推出另一物之属性[6]。汉字以“相似性原则”为推理有效性的标准，由此形成了以类比为核心的思维模式。

3.3 书写性编码：写意精神与情境性思维

汉字的“写”不同于拼音文字的“拼”，也不同于绘画的“画”。书写是一种时间性的行为——它从第一笔推进到最后一笔，每一笔都是在时间中展开的，不可逆、不可重复。雷坤铭指出，“书写的时间性直接来源于汉字的笔顺，这种时间性随着行草书的发展而越来越连续，以至于形成一种线性的时间之流，将一笔一画乃至整幅作品彻底贯穿起来”[7]。

这种书写性编码塑造了两个重要的思维特征。

第一是写意精神。 衡正安指出，“文字的‘写’，决定了书写的时间性、不可重复性和历史性，并影响了中国的书画、戏曲、音乐、建筑、舞蹈等艺术，她着手于写而落脚于意，形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写意’审美精神”[4]。中国艺术不追求精确的再现，而追求意境的表达；不追求固定的形式，而追求气韵的流动。这种写意精神的根源，正在于汉字的书写性——书写不是在“复制”一个既定的形式，而是在“生成”一个当下的形式。

第二是情境性思维。 汉字书写讲“笔笔相生”——第一笔写在哪儿，第二笔往哪儿写，是由第一笔的位置决定的；最后一笔是最重要的，它是调整整个字平衡的。这种书写方式培养了中国人的情境判断力：特别善于根据临时的条件来决定现在该怎么办。 这与李泽厚所说的“实用理性”高度吻合——不是依据抽象原则行事，而是依据具体情境作出判断。

3.4 对称性编码：秩序感与对称审美

汉字字形中还渗透着讲整齐、喜对称的审美心理。有研究指出，“中国人有讲整齐、喜对称的审美心理，长于形象思维。汉字字形中渗透着中华民族的思维特征，而中华民族的思维特征也是汉字创制、演变、发展的源泉之一，二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8]。

从甲骨文到楷书，汉字始终保持着某种结构上的平衡与对称。这种形式化的编码方式，培养了中国人的秩序感和对称审美。这种秩序感与农耕文明对秩序的心理需求形成了呼应，也与六艺中的“礼”形成了衔接——礼的核心正是秩序，而汉字的对称性编码则为秩序感提供了认知基础。

四、思辨：构成论的边界与张力

4.1 构成论是否等于决定论？

“构成论”的核心主张是：汉字不仅是工具，更是思维的构成要素。但一个自然的质疑是：这是否意味着“汉字决定思维”？使用汉字的人，其思维方式是否被汉字结构所“决定”？

本文认为，构成论不等于决定论。关键在于理解“构成”的含义。构成不是“决定”，而是“参与”。汉字参与了中国式思维的生成，但不是中国式思维的唯一来源。农耕文明的存在方式、六艺的养成实践、儒释道医的思想传统，都参与了这一生成过程。汉字的作用是独特的——它提供了编码机制——但不是唯一的。

更重要的是，编码机制与思想内容之间存在复杂的互动。汉字的结构影响了思维的方式，但思维的内容也会反过来影响汉字的使用和演变。使用者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主动的参与者。

4.2 汉字改革的文化心理后果

构成论视角还引出一个实践问题：如果汉字是思维的编码机制，那么汉字的改革（简化字、拼音化）是否会导致文化心理的改变？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谨慎对待。简化字的推行确实改变了人们的书写习惯，但简化字仍然保留了汉字的基本结构特征——它仍然是表意的，仍然是整体的，仍然是有书写性的。简化字的变化主要在于笔画的减少和部件的简化，而非编码方式的根本改变。因此，简化字对文化心理的影响，更多是在“书写便利性”层面，而非“思维方式”层面。

拼音化则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如果汉字被拼音文字取代，那么以视觉通道为主的编码方式将被以听觉通道为主的编码方式所取代。这确实可能导致思维方式的根本改变。但拼音化方案并未实施，汉字在信息化时代反而展现出强大的适应性——中文输入法的发展证明，汉字不仅能够适应数字技术，而且能够在新技术的条件下继续发挥其编码功能。

4.3 构成论的学术意义

从“工具论”到“构成论”的视角转换，其学术意义在于：

第一，它恢复了汉字在文化心理研究中的核心地位。 在“工具论”的框架下，汉字是文化心理的“载体”——它记录心理，但不构成心理。在“构成论”的框架下，汉字是文化心理的“编码机制”——它不仅记录心理，而且塑造心理。

第二，它为中国本土心理学的理论建构提供了新的资源。 从汉字的结构特征出发，可以构建不同于西方心理学的认知模型。比如，“关联性思维”“情境性思维”“写意精神”等概念，都可能成为本土心理学理论的核心范畴。

第三，它为汉字的文化价值提供了新的论证。 “工具论”无法充分论证汉字的文化独特性——如果汉字只是工具，那么拼音文字作为工具可能更“高效”。但“构成论”揭示：汉字的独特性不在于工具效率，而在于编码方式。汉字编码的是一种独特的认知方式，这种认知方式是中国文化心理的核心构成。

五、结论：作为编码机制的汉字

回到本文的核心命题：汉字不是记录工具，而是编码机制。

汉字与康德“图式”的同构性表明，汉字不是外在于认知的符号，而是内在于认知的“在先框架”。它以整体性编码塑造关联性思维，以象形性编码塑造形象思维，以书写性编码塑造写意精神和情境性思维，以对称性编码塑造秩序感和对称审美。

这些编码方式不是宿命式的决定，而是在汉字使用过程中逐渐生成的思维倾向。一旦形成，它们便成为中国人把握世界的“心灵词典”——不仅存在于书本中，也存在于心灵中；不仅是被查阅的工具，也是被内化的认知结构。

农耕文明作为“根”，为中国人提供了存在论的心理定势；汉字作为“脉”，将这些心理定势编码为可传承的符号系统。 有了“根”和“脉”，六艺才能作为“术”——将编码后的心理结构转化为可习得、可操作、可传承的教育实践。

从土地到心灵——农耕文明塑造了心理定势，汉字将这些定势编码为符号系统。接下来，我们将进入“术”的部分，考察六艺如何将这些编码转化为个体的心理素养。

下一篇：书写的心理学——汉字书写性与中国人的时间意识、审美精神

参考文献

[1] 对《汉字的构成艺术与中华民族思维方式》的再认识[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 章启群. 汉字与中国式思维——作为一个哲学问题的断想[J]. 语言战略研究, 2023, 8(2): 5-19.

[3] 章启群. 汉字作为“有生命的图示”[C]. 第四届德国观念论青年论坛, 长安大学, 2023.

[4] 衡正安. 新时代下汉字的特性及影响[J]. 中国文艺评论, 2016.

[5] 汉字的构成艺术与中华民族思维方式——“六书”与中华思维方式[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6] 中国文字与中国人的思维模式[J]. 人民论坛, 2017.

[7] 雷坤铭. 书写的时间性及其规约作用[J]. 2025(4): 85-89.

[8] 浅谈汉字字形与中华民族的思维特征[J]. 河南机电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12(1).

[9] 张学新, 等. 汉字阅读的脑电反应研究[J].

[10] 李泽厚. 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

[11] 德里达. 论文字学[M]. 汪堂家,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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