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作为心理素质养成体系
2026-09-18 · 作者:馬恩祥
从土地到心灵: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的生成逻辑 系列思辨文章·第八篇
摘要: 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是西周以来的教育内容体系,既有研究多从教育史或思想史角度将其界定为古代教育制度。本文从发生学视角出发,提出从“教育制度”到“心理养成体系”的视角转换。研究发现,六艺各目分别承担着不同的心理养成功能:礼通过具身化的规范训练培养延迟满足能力与社会秩序内化,乐通过音乐的情感共鸣与表达实现情感陶冶与感官和谐,射通过“反求诸己”的具身训练形塑内控型归因方式,御通过在动态中协调人、马、车的关系培养自我调节与应变能力,书与数分别以时间性书写和程序性运算训练情境性思维与逻辑推理能力。六艺作为一个整体,构成了身心一体、文武兼备的全人教育体系。农耕文明作为“根”为六艺提供了发生条件,汉字作为“脉”为六艺提供了认知基础,六艺则作为“术”将心理结构转化为可习得、可操作的个体素养。在现代教育语境中,六艺的“全人养成”精神具有重要的转化价值。
关键词: 六艺;心理素质养成;延迟满足;反求诸己;具身认知;发生学
中图分类号: B84-05 文献标识码: A
一、引言:六艺何以成为一个心理学问题?
在前六篇中,我们依次考察了农耕文明作为心理结构发生条件(根)的空间心理、时间心理和存在论根基,以及汉字作为心理结构编码机制(脉)的整体性编码、书写性和写意精神。至此,一个尚未展开的问题是:这些经由农耕文明发生、经由汉字编码的心理结构,如何被个体习得?
这正是“六艺”所要回答的问题。
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出自《周礼·地官·大司徒》,是西周以来贵族教育的基本内容体系。既有研究对六艺的探讨,大多沿两条路径展开:一是教育史路径,将六艺界定为古代教育制度,考察其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和历史演变;二是思想史路径,将六艺置于儒家教育思想中,考察其与“仁”“礼”“道”等核心概念的关系。
这两条路径各有贡献,但存在一个共同的盲区:它们很少追问六艺的心理养成功能。六艺教育究竟培养了什么心理素质?礼、乐、射、御、书、数各自的心理机制是什么?六艺作为一个整体,构成了怎样的心理素质养成体系?这些问题,需要从发生学视角来回答。
本文的核心命题是:六艺不是一套知识体系,而是一套心理素质的养成体系——它通过礼、乐、射、御、书、数的系统训练,将农耕文明的发生条件和汉字的编码机制,转化为可习得、可操作、可传承的个体心理素养。
二、礼:具身化的规范训练与延迟满足
2.1 礼的心理学内涵:不止于外在规范
“礼”在六艺中居于核心地位。《礼记·曲礼》云:“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礼不仅是一套仪式规范,更是一套完整的社会秩序编码系统。
从心理学角度审视,礼的核心功能在于将外在的社会秩序内化为个体的心理秩序。品德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品德养成并不仅仅取决于道德知识的多少,而主要是个体在与他人交往互动中,以诸多的礼仪法则来约束自己的言行,在良好的礼文化作用下,个体自觉调节心境、陶冶情操和塑造性格,进而内化形成稳定的个人品质[1]。
这意味着:礼的训练不是简单的“知识灌输”,而是通过反复的具身化实践,将社会规范转化为个体的心理习惯。
2.2 礼的具身化机制
近年来,Frontiers in Psychology发表的一项研究为理解礼的心理机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框架。该研究将礼(li)界定为一个包含三个维度的分析连续体:第一,礼作为规范性纪律,规训着言行举止、等级秩序和道德约束;第二,礼作为制度化的仪式脚本,嵌入在空间、历法和谱系基础设施之中;第三,礼延伸到日常身体技术,塑造着习惯性手势、体态调节和情感节制[2]。
这三个维度并非独立运作,而是构成了一个连续的过程:规范性规定转化为制度性脚本,随后被内化为具身化的倾向。在这个意义上,礼同时作为“伦理语法”“仪式结构”和“身体惯习”而发挥作用[2]。
这种具身化机制的关键在于重复性。以宗族祭祀为例,跪拜的时序、位次的高下、身体与祖先牌位的对齐——这些规定并非“劝诫性的”而是“可执行的”,出勤、时序和举止被视为受规制的能力而非可选的感受。通过反复参与,个体“演练了一个受规训的自我”,这个自我由孝道、等级意识和身体节制所结构[2]。
2.3 延迟满足的心理功能
礼的具身化训练,其深层心理功能是延迟满足。
有学者从心理学角度分析“礼”的深层含义,将其概括为“一种延迟满足的能力”[3]。延迟满足是指个体为了获得更大的长远利益而克制当下的即时冲动。在礼的训练中,个体必须学会克制自己的率性冲动,遵循既定的社会规范——不急于表达自我,而是先在规范中安顿自我。
这一过程与斯坦福大学“棉花糖实验”所揭示的心理机制高度相似。棉花糖实验的核心发现是:能够延迟满足的儿童,在后续的学业成就、社会适应和情绪管理等方面表现出显著优势。礼的训练,本质上就是一种集体性的延迟满足训练——通过克制当下的冲动,换取长远的人际和谐与社会接纳。
这种训练的心理效应是深远的。当个体反复在礼的规范中调节自己的言行、控制自己的情绪,他不仅在习得一套行为规范,更在养成一种心理能力:在冲动与行动之间插入一个反思的空间。这个“反思的空间”,正是自我控制的心理基础。
三、乐:情感陶冶与感官和谐
3.1 乐的多重内涵
“乐”在六艺中居于与礼并列的核心位置。《周礼》中的“乐”包括音乐、诗歌和舞蹈,是综合性的艺术训练。孔子教育体系中,“乐”的目的并非传授演奏技艺,而是通过音乐的熏陶调和人的情感,涵养中正平和的性情,最终实现人格的完善[4]。
从心理学角度审视,乐的核心功能在于情感陶冶与感官和谐。
3.2 乐的情感调节机制
乐的情感调节功能,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
第一,情感命名。音乐能够帮助个体识别和命名自身的情绪状态。曲阜师范大学的“心理六艺”实践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他们将传统五声音阶“宫商角徵羽”与情绪管理结合,对应“安定、悲伤、愤怒、喜悦、沉思”五大情绪分区,引导学生根据旋律将触动心灵的歌词书写于对应情绪展板[5]。这种“以音疗心”的实践,本质上是在帮助个体建立情感与符号之间的联结,从而实现对情绪的认知性把握。
第二,情感表达。音乐为情感提供了一个安全的表达通道。乐是发自内心的情感之声,人的各种幽微深邃的情思,可能说不出也写不出,却可以通过乐表现出来,而好的音乐也能引起人情感的共鸣。这种非言语的情感表达,对于那些难以用语言表达的情感体验而言,具有独特的心理疏泄功能[4]。
第三,情感平衡。乐的最高目标不是激发某种特定情绪,而是实现“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和之境。这正是情感陶冶的核心——不是消除情感,而是使情感达到和谐与节制。通过乐的反复训练,个体学会以和谐的方式表达情感,以节制的方式满足感官。
3.3 乐与礼的互补关系
礼与乐的关系,是中国文化中一组根本性的张力。有学者指出,礼乐文明“以一种独特的不走极端、执中用权、综合融汇的中庸方式组织与协调着这些心理机制:通过‘礼’压抑又以‘仁’调节,通过‘乐’升华又加以一定限制”[6]。
从心理学角度看,礼的功能是秩序与节制,乐的功能是和谐与流通。礼将个体纳入社会秩序,乐则使个体在秩序中获得情感的自由。二者相互补充——没有礼的约束,乐可能流于放纵;没有乐的调和,礼可能沦为压抑。礼乐相济,追求的是一种秩序与自由的统一,这正是六艺教育中最深层的心理平衡机制。
四、射:反求诸己与内控型归因
4.1 射的心理修养功能
“射”在六艺中具有特殊的心理修养功能。《礼记·射义》言:“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诸己,己正而后发。”射箭的整个过程,被理解为心性修养的外化——心正则身正,身正则箭准。
《中庸》引孔子的话说:“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射不中靶,不怨靶歪,不怨风大,而是反求诸己。这种训练的核心,不在于射箭技术本身,而在于归因方式的塑造。
4.2 反求诸己的心理学解读
将“反求诸己”置于现代心理学视域下,它并非简单的道德说教,而是一套高度契合科学规律的强心智模型。
心理学家朱利安·罗特提出的“控制点”理论区分了两种归因倾向:习惯将成败归因于自身能力与努力的人属于“内控型”,归因于运气、环境等外部因素的人属于“外控型”。研究表明,内控者拥有更高的成就动机、更强的自我效能感和更好的心理适应能力[7]。“反求诸己”正是典型的内控点思维。
射艺训练之所以能够塑造内控型归因方式,关键在于其即时的反馈机制。射箭的命中与否是即时的、明确的、不可推诿的——箭脱靶了,就是脱靶了。这种即时反馈迫使射箭者必须将注意力从“外部原因”转向“内部原因”:姿势是否正确?呼吸是否平稳?心态是否安定?每一次脱靶都是一次“反求诸己”的训练,每一次命中都是一次“内控”的正向强化[8]。
有研究论述射艺对现代人修身养性的价值时指出,射艺“不仅能增强身体素质,提高心理素质,还能改善为人处世的方式”[8]。这种“改善为人处世的方式”,正是归因方式从外控转向内控的体现。
五、御:自我调节与应变能力
5.1 御的双重含义
“御”在六艺中指驾车技术。《周礼》中的御包括“鸣和鸾、逐水曲、过君表、舞交衢、逐禽左”等五项技能,涵盖了起步、转弯、越障、疾驰、狩猎等多种驾驶情境。但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御的意义远不止于驾驶技术——它引申为“驭心御人”的能力,即在动态中协调多方关系、保持平衡与方向的能力。
“射”“御”让身体和精神在运动中与外部世界(马、车)默契配合,从而促进身体和心理的和谐统一[9]。这一概括揭示了御的核心心理功能:在动态中实现自我调节。
5.2 动态协调的心理机制
驾车是一项高度复杂的心理任务。驾驶者需要同时协调马匹、车辆、道路和自身四个变量:马匹有自身的性情和节奏,车辆有惯性和转向特性,道路有曲折和起伏,而驾驶者自身需要保持冷静和判断力。这种多变量协调的训练,培养的是一种重要的心理能力:在变化中保持方向,在动态中维持平衡。
从现代心理学的视角看,这与“执行功能”的训练高度相关。执行功能包括工作记忆、抑制控制和认知灵活性三个核心成分,是个体应对复杂情境、实现自我调节的高级认知能力。驾车训练要求驾驶者同时保持对路况的记忆、抑制冲动反应、根据变化灵活调整——这些正是执行功能的核心要求[10]。
有研究指出,在“御”主题的心理健康活动中,通过“障碍运球”等设计,“将心理韧性训练具象化为实体操作”,引导学生在反复失败与重试中感受“专注当下”的心流体验,逐步掌握“渐进式目标分解”的心理调适方法[11]。这些现代转化实践表明,御的心理养成功能在当代仍然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六、书与数:认知基础的训练
6.1 书:认知基础与思维训练
“书”在六艺中指文字读写。据《周礼》记载,书的教学包括“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这是造字和识字的方法[12]。
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书的价值远不止于识字。在前文(第五、六篇)中,我们已经详细分析了汉字书写对思维方式的塑造:整体性编码塑造关联性思维,象形性编码塑造形象思维,书写性编码塑造情境性思维。书作为六艺之一,正是将这些编码机制转化为可习得的个体能力的教育实践。
书的教育功能因此具有双重性:它既是认知基础——没有文字能力,其他各艺的学习都无从进行;它又是思维训练——通过识字和书写,习得中国式的认知方式。书与汉字编码机制直接衔接,是心理结构养成的基础环节。
6.2 数:逻辑思维与程序性认知
“数”在六艺中指数学和计算知识。据《周礼》记载,数的教学内容包括“九数”:方田、粟米、差分、少广、商功、均输、方程、盈不足、旁要,涵盖了丈量土地、财物算账、计算天体、推演历法等实用计算技能。教学从数的顺序名称及记数符号开始,进而学习甲子记日法、朔望周期,再进一步掌握十进位和四则运算[12]。
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数的训练培养的是逻辑思维、精确计算和程序性推理的能力。这种能力与礼乐射御所培养的直觉性、情感性和具身性能力形成互补:如果说礼、乐、射、御培养的是“体知”的能力——通过身体实践和情感体验来认识世界,那么书、数培养的则是“认知”的能力——通过符号操作和逻辑推理来认识世界。
书与数的组合,构成了六艺中的“小艺”,与礼乐射御的“大艺”形成层次分明的教育结构。小艺是基础,大艺是提升;小艺训练认知能力,大艺训练综合素质。这种设计体现了六艺教育的渐进性逻辑——从基础认知到综合素养,从符号操作到身心整合。
七、六艺的系统关联:身心一体的养成体系
7.1 六艺的内部结构
六艺各目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构成了一个具有内在逻辑的养成体系。
从培养目标看,六艺可分为三个层次:书、数是基础认知层,培养识字书写和计算推理能力;礼、乐是情感与社会层,培养秩序意识和情感和谐;射、御是身体与实践层,培养归因方式和应变能力。
从训练方式看,六艺可分为两种类型:礼、乐、书、数属于“文”的训练,侧重于认知、情感和规范的养成;射、御属于“武”的训练,侧重于身体协调、情境判断和意志品质的锤炼。这种文武兼备的设计,避免了单纯文教可能导致的心理柔弱化,也避免了单纯武教可能导致的心理粗鄙化,追求的是一种刚柔并济、文武相济的心理素质[13]。
7.2 六艺与“根”“脉”的关系
从本系列文章的整体框架看,六艺处于“术”的位置——它是将“根”(农耕文明)和“脉”(汉字)所塑造的心理结构转化为个体素养的实践路径。
农耕文明作为“根”,为六艺提供了发生条件。礼的秩序需求源于农耕社会的定居生活和宗族聚居;乐的和谐追求源于农耕社会对自然和谐的体认;射御的实践取向源于农耕社会对实用技能的重视;书数的认知需求源于农耕社会对土地丈量、历法推演的实际需要。
汉字作为“脉”,为六艺提供了认知基础。书的训练直接依赖汉字的认知机制;礼的具身化规范需要通过汉字来记录和传递;乐的情感表达借助汉字诗歌得以升华;射御数中所蕴含的秩序感和程序性,与汉字的整体性编码和书写性训练形成了呼应。
六艺作为“术”,则将“根”和“脉”所塑造的心理结构转化为可习得、可操作的个体素养。如果没有六艺的养成实践,农耕文明塑造的心理定势只能停留在集体无意识层面,汉字编码的思维方式只能停留在认知框架层面——它们无法被个体有意识地习得和传承。六艺的出现,使心理结构的代际传递成为可能。
7.3 六艺作为全人教育
孔子所说的“艺”当指儒家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孔子认为“游于艺”,“不仅仅是个单纯掌握技艺的问题,更是通过对客观规律的全面掌握和运用,现实地实现了人的自由,完成了人的全面发展和人格历程”[14]。
有学者将六艺之教概括为“一种古典博雅教育,也是全人的教育”[15]。这里的“全人”,不是指掌握了所有技能的人,而是指身心和谐、知情意行协调发展的人。六艺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是单纯的知识传授,而是身心一体的素养训练——礼乐射御书数,涵盖了身体训练(射、御)、情感训练(乐)、行为训练(礼)、认知训练(书、数),构成了一套完整的全人教育体系。
八、思辨:六艺的现代转化
8.1 六艺教育中断的文化心理后果
随着科举制度的兴起和近现代教育体系的建立,六艺教育逐渐从制度层面中断。礼乐射御退出了正式教育体系,书数虽然保留下来,但被窄化为识字和算术,失去了原本的心理养成功能。
六艺教育的中断,带来了深刻的文化心理后果。礼的训练中断,使延迟满足能力和社会秩序内化的路径缺失;乐的训练中断,使情感陶冶和感官和谐的机制弱化;射的训练中断,使“反求诸己”的归因训练失去载体;御的训练中断,使动态协调和应变能力的培养缺乏途径。
六艺不仅是古代教育制度,更是一套完整的心理素质养成体系。它的中断,意味着心理结构的代际传递出现了一个关键的断层。
8.2 现代转化中的六艺精神
近年来,一些高校和机构开始探索六艺的现代转化。曲阜师范大学创新打造“心理六艺”育人体系,将六艺精髓与现代心理健康教育深度融合[5]。合肥工业大学以中华传统“六艺”为框架,融合现代心理健康教育理念,构建起寓教于乐、身心共育的互动场景[16]。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秉承“习六艺、赋能量、育全人”的理念,举办“六艺”融合心理团辅活动[11]。
这些实践的共同特征是:不是机械地恢复六艺的形式,而是提取六艺的心理养成精神——礼的规范内化、乐的情感陶冶、射的归因训练、御的应变培养、书数的认知训练——将其融入现代教育语境。
8.3 六艺精神的核心:身心一体的素养训练
六艺现代转化的关键在于把握其核心精神:六艺不是知识的传授,而是素养的养成。六艺的每一项,都不是通过“听讲”来学习的,而是通过“实践”来习得的。礼要通过行礼来学礼,乐要通过奏乐来学乐,射要通过射箭来学射——这种“在做中学”的教育方式,正是现代素养教育所追求的方向。
六艺精神对当代教育的启示在于:心理素质的养成不能仅靠认知层面的“知道”,更需要身体层面的“做到”。延迟满足、情感和谐、内控归因、自我调节——这些心理素质,都不是通过讲授知识能够获得的,而是通过反复的具身实践逐渐养成的。六艺教育的设计,恰恰体现了这种“以身体实践养成心理素养”的教育智慧。
九、我见:作为养成路径的六艺
回到本文的核心命题:六艺不是一套知识体系,而是一套心理素质的养成体系。
礼通过具身化的规范训练培养延迟满足能力与社会秩序内化,乐通过音乐的情感共鸣与表达实现情感陶冶与感官和谐,射通过“反求诸己”的具身训练形塑内控型归因方式,御通过在动态中协调人、马、车的关系培养自我调节与应变能力,书与数分别以时间性书写和程序性运算训练情境性思维与逻辑推理能力。
六艺作为“术”,将“根”和“脉”所塑造的心理结构转化为可习得、可操作的个体素养。农耕文明为六艺提供了发生条件,汉字为六艺提供了认知基础,六艺则将心理结构转化为教育实践。至此,从农耕文明到汉字,从汉字到六艺,从六艺到个体心理,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的“发生—编码—养成”系统完成了它的完整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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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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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现代高校创新发展传统“六艺” 帮助学生全面发展[N]. 中国新闻社, 2019-07-16.
[16] 学校举行“六艺润心 向暖而行”12·5大学生心理健康游园会[EB/OL]. 合肥工业大学新闻网, 2025-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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