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自我效能感是班杜拉社会认知理论的核心概念，指个体对自己在特定情境中完成某种行为的信念与信心[1]。阳明心学之“立志”则是儒家心学传统中道德主体自觉确立人生方向与价值根基的根本工夫[3]。两者分属不同文明传统、不同学科范畴，却在“内在意向驱动行动”“主体自觉”“实践磨练”“知行合一”等层面呈现出深刻的相通性。本文在系统梳理两者理论内涵的基础上，从相似性、差异性、互补性三个维度展开比较，并探讨其在行为改变与心理治疗中的整合启示。核心观点是：立志是“我要去哪里”，自我效能感是“我能不能走这条路”；前者为行为提供价值方向与意义支撑，后者为行为提供能力信念与操作路径。两者互补共生，共同构成“价值—能力”双轮驱动的行为改变框架。

关键词：自我效能感；立志；阳明心学；班杜拉；行为改变；心理治疗

一、引言

行为改变与行为促进是心理治疗和健康干预的核心主题。现代行为科学在探索“人如何改变”这一问题时，逐渐从外显行为矫正走向内在动机与价值系统的整合。班杜拉提出的自我效能感（self-efficacy）理论，强调个体对自身能力的信念是行为改变的关键预测因素[1]；而阳明心学中的“立志”工夫，则从道德哲学层面揭示了人生方向的确立对一切行动的统摄作用[3]。

两者诞生于截然不同的文明土壤：一个是20世纪西方认知心理学的实证研究，一个是16世纪中国儒家的心性修养。然而，当我们将二者并置审视时，会发现它们在“内在意向驱动行动”“主体自觉”“实践磨练”“知行合一”等层面呈现出惊人的相通性。这种相通性不是简单的概念比附，而是人类对“人如何成为自己”这一根本问题的跨文明回应。本文试图在系统梳理两者理论内涵的基础上，展开比较分析，并探讨其在当代行为改变与心理治疗中的整合价值。

二、自我效能感：理论内涵与核心机制

（一）概念界定

自我效能感由美国心理学家阿尔伯特·班杜拉（Albert Bandura）于1977年提出，是其社会认知理论的核心概念[1]。它指个体对自己在特定情境中完成某种行为的信念和信心，即“我能做到吗”的主观判断。班杜拉强调，自我效能感不是一种笼统的人格特质，而是具有任务特定性和情境依赖性——一个人可能在演讲领域有高自我效能感，在数学领域却有低自我效能感[2]。

（二）形成来源

班杜拉提出自我效能感的四个主要来源[1][2]：

1. 成功经验：个体通过亲身实践获得的成功体验，是自我效能感最强大的来源。小目标的逐步达成能积累成就感。
2. 替代性经验：通过观察他人的成功案例，个体增强“我也能做到”的信心。
3. 言语劝导：来自重要他人的鼓励和反馈，能强化自我效能感。
4. 生理与情绪状态：焦虑、疲劳等负面状态会削弱自我效能感，而放松、稳定的状态则有助于增强。

（三）行为功能

自我效能感直接影响个体的行为选择、努力程度、坚持性和面对挫折的恢复力。研究表明，高自我效能感者更愿意尝试挑战性任务，在困难面前更易坚持，在失败后更快恢复；低自我效能感者则倾向于回避困难、轻易放弃、陷入自我怀疑[2]。在心理治疗中，自我效能感被视为行为改变和长期维持的最强预测因素之一[2]。

三、阳明心学之立志：理论内涵与核心机制

（一）概念界定

“立志”是阳明心学的核心工夫之一。王阳明在《传习录》中反复强调：“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3]这里的“志”不是一般的愿望或目标，而是道德主体自觉确立的人生根本方向，是“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的价值抉择。阳明所说的立志，本质上是“立圣人之志”——确立成圣成贤的人格理想[4]。

（二）立志的层次

阳明心学中的立志包含三个层次[3][4]：

1. 方向性：立志为人生提供根本方向，使一切行为有统一的统摄。阳明说：“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岂有工夫说闲话、管闲事？”[3]
2. 动力性：立志是内在动力的源泉。志立则心定，心定则气聚，气聚则行动有力。
3. 实践性：立志不是空想，必须见诸行动。阳明强调“事上磨练”，在具体事务中践行志向，方能真正“立”住[3]。

（三）立志与知行合一

阳明心学的立志工夫与“知行合一”密不可分。阳明认为，真知必行，不行只是未知[3]。立志若不见诸行动，只是空志；行动若无志向统摄，只是盲动。立志与践行是一体两面：立志为行动提供方向与动力，行动为立志提供验证与深化。这种“知—行”一体观，与班杜拉强调“成功经验”对自我效能感的塑造作用，在结构上高度呼应[1]。

四、相似性：跨文明的深层共鸣

（一）内在意向驱动行动

两者都强调内在意向对行动的驱动作用。阳明说“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3]，班杜拉说自我效能感决定个体是否愿意尝试、能否坚持[1]。两者都认为，没有内在的“信”与“向”，行为难以持久。立志为行为提供价值方向，自我效能感为行为提供能力信念，二者共同构成行为启动的内在条件。

（二）主体自觉

两者都强调主体性。立志是道德主体的自觉[3]，自我效能感是个体对自身能力的判断[1]，都不是外部强加，而是内在生成。阳明说“心外无物”[3]，班杜拉说“人既是环境的产物，也是环境的创造者”[2]，两者都在不同层面上肯定了人的主体能动性。

（三）面对困难时的韧性

两者都影响面对困难时的韧性。立志坚定者能“持志如心痛”，在困难面前不退缩[3]；自我效能感高者在挫折中更易坚持，在失败后更快恢复[2]。两者都指向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内在力量。

（四）实践磨练

两者都需在实践中培养。阳明强调“事上磨练”[3]，班杜拉强调成功经验、替代经验、言语劝导和生理调节[1]。两者都反对空想，重视行动反馈。立志若不在事上磨练，只是空志；自我效能感若不在实践中积累，只是空念。

（五）知行合一

两者都指向知行合一。阳明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3]，班杜拉说自我效能感影响行为选择与坚持[1]。两者都认为，内在的“知”与“信”必须转化为外在的“行”，而外在的“行”又反过来深化内在的“知”与“信”。这种循环上升的过程，是两者共同的核心机制。

五、差异性：不同层面的各自侧重

从表中可以看出，自我效能感侧重“能力信念”，立志侧重“价值方向”；自我效能感是任务特定的、可测量的、相对短期的，立志是人生根本的、整体体认的、终身指向的。两者分属不同层面，不能简单等同或互相替代。

六、互补性：价值—能力双轮驱动

（一）立志为自我效能感提供价值方向

仅有自我效能感，可能缺乏深远价值。一个人可能在某个任务上很有信心，但如果这个任务与他的核心价值无关，他可能不会投入持久努力。立志为行为提供价值方向和意义支撑，使自我效能感有了“用武之地”。阳明说“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3]，正是强调价值方向对一切行动的统摄作用。

（二）自我效能感为立志提供操作路径

仅有立志，可能缺乏具体操作。一个人可能立志“成为有责任感的人”，但如果没有具体的行动路径和能力信念，这个志向可能停留在空想层面。自我效能感为行为提供能力信念和操作路径，使立志有了“落地之基”。班杜拉强调成功经验、替代经验、言语劝导和生理调节[1]，正是为行为改变提供了可操作的技术路径。

（三）ACT中的整合：价值澄清与承诺行动

现代接纳与承诺疗法（ACT）把“价值澄清”（类似立志）与“承诺行动”（需要自我效能感）结合，正是在这一点上与中国心学传统形成了跨时空的呼应[5]。ACT的核心机制是心理灵活性，即个体在面对不利的内在体验时，能够以开放、接纳和基于价值的方式应对。价值澄清帮助个体发现内在的“为什么”，承诺行动帮助个体将价值转化为具体的行为步骤[5]。这种“价值—行动”的整合模式，与阳明心学“立志—践行”的工夫论高度契合[3]。

（四）行为改变中的整合应用

在行为改变与行为促进中，仅有自我效能感，可能缺乏深远价值；仅有立志，可能缺乏具体操作。两者互补共生，共同构成“价值—能力”双轮驱动的行为改变框架。具体应用包括[5][6]：

1. 评估导入期：通过动机性访谈帮助患者探索价值与目标行为之间的关系，同时评估其自我效能感水平。
2. 矫正/促进期：通过价值澄清（如墓志铭练习）帮助患者明确核心价值，通过SMART原则和小目标分解帮助患者积累成功经验，增强自我效能感。
3. 维持期：通过复发预防策略帮助患者在遭遇挫折时保持价值方向，通过数字化持续支持（APP推送、在线社区）提供即时反馈和强化。

七、临床与实践启示

（一）对心理治疗的启示

在心理治疗中，治疗师应同时关注患者的价值方向和能力信念。对于缺乏价值方向的患者，可通过ACT价值澄清练习帮助其发现内在的“为什么”[5]；对于缺乏能力信念的患者，可通过小目标分解、成功经验积累、替代性经验和言语劝导增强其自我效能感[1]。两者不可偏废。

（二）对健康促进的启示

在健康促进中，行为干预项目应同时关注参与者的价值认同和能力建设。例如，在戒烟干预中，不仅要帮助吸烟者认识到“健康意味着能陪伴家人”（价值方向），还要通过小目标设定、成功经验积累和社交支持增强其“我能戒掉”的信心（自我效能感）[6]。

（三）对教育的启示

在教育领域，教师应同时关注学生的志向培养和能力信念。阳明心学的立志工夫提醒我们，教育不仅是知识传授，更是人格养成[3]；班杜拉的自我效能感理论提醒我们，教育要为学生提供成功经验、替代性经验和积极反馈，帮助其建立“我能学会”的信心[1]。

（四）对跨文化心理治疗的启示

自我效能感与阳明心学立志的比较，为跨文化心理治疗提供了重要启示。西方心理学概念可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呼应，但两者不能简单等同。治疗师在跨文化情境中应用心理学概念时，需考虑文化价值观的差异，避免机械套用[6]。

八、结语

自我效能感与阳明心学立志，一个是20世纪西方认知心理学的实证概念[1]，一个是16世纪中国儒家的心性工夫[3]。两者分属不同文明传统、不同学科范畴，却在“内在意向驱动行动”“主体自觉”“实践磨练”“知行合一”等层面呈现出深刻的相通性。

立志是“我要去哪里”，自我效能感是“我能不能走这条路”。 立志为行为提供价值方向和意义支撑，自我效能感为行为提供能力信念和操作路径。两者互补共生，共同构成“价值—能力”双轮驱动的行为改变框架。

在当代行为改变与心理治疗中，这种跨文明的对话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它提醒我们：行为改变不仅是技术操作的结果，更是动机、价值、环境与社会支持的综合作用。正如《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技术操作规范》中所强调的，行为治疗的基本操作不应仅被视为一系列技术的集合，而是一个以功能分析、行为激活与价值导向为核心的动态系统[6]。自我效能感与阳明心学立志的文明共鉴，正是这一动态系统的跨文明注脚。

参考文献

[1] Bandura A, 1977. Self-efficacy: toward a unifying theory of behavioral change. Psychological Review, 84(2): 191-215.
[2] Bandura A, 1997. Self-efficacy: the exercise of control. New York: W.H. Freeman.
[3] 王阳明，2015. 传习录. 北京：中华书局.
[4] 陈来，2006. 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5] Hayes S C, Luoma J B, Bond F W, et al., 2006. 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 model, processes and outcomes.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44(1): 1-25.
[6] 曹玉萍，张亚林主编. 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技术操作规范（第2版）. 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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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科医生学心理治疗，不是为了取代心理咨询师，而是为了更好地做精神科医生。他们不再只是开药的人，而是懂心理治疗的人。他们不再只是一个人看病，而是和AI助理一起工作。他们不再只是在自己的诊室里，而是和一群同行者共同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