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心理还是“乐在其中”：西方积极心理学在中国水土能服吗？

2026-07-25

积极心理学很火。塞利格曼的PERMA模型、感恩练习、优势识别……这些概念正席卷中国的学校、企业甚至政府文件。清华大学彭凯平教授甚至提出了中国版的PERMAS模型，试图让积极心理学“本土化” 。

但一个根本问题始终悬而未决： 积极心理学这套源自西方的幸福话语，真的适配中国人的心理结构吗？

当中文互联网上，“东亚人为什么快乐不起来”成为热搜话题，当“乐极生悲”“情志相胜”这些古老的警示仍刻在国人的集体记忆里，我们不得不追问一个更深层的命题——

中国人的“乐”，可能根本不是积极心理学定义的那个“乐”。

一、积极心理学的方法论困境：它看到的，可能不是中国人的心理现实

积极心理学自诞生起就致力于研究人类的积极情绪、品格优势和蓬勃人生。但当这套理论框架平移到一个有着五千年辩证思维传统的文化语境时，问题就出现了。

一篇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的方法论批判文章指出： 积极心理学的方法论在根本上与中国精神传统存在冲突 。

冲突体现在四个层面：

第一， “价值中立”的幻觉 。积极心理学追求所谓“价值中立”的科学立场，但中国儒释道传统所推崇的“理想心态”恰恰包含着明确的价值判断——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值得追求的，这些从来不是“中立”的。

第二， “线性假设”的盲点 。积极心理学通常假设积极状态是线性连续的——从低到高，从无到有。但中国传统修身体系强调的往往是 质的飞跃和境界的差异 ，而非量的累积。

第三， “还原主义”的局限 。积极心理学倾向于将系统的心理模式拆解为孤立的元素（比如把“幸福”拆成五个维度），而中国传统心理观强调的是 整体性与系统性 。

第四， “现实假设”的错位 。积极心理学的研究通常招募普通人群样本，但中国传统所追求的“理想心态”——比如庄子的“逍遥”、孔子的“从心所欲不逾矩”——是普通人尚未达到的境界。用研究“已存在”的方法去研究“应存在”，方法论上就出了问题。

这不是说积极心理学“错了”，而是说它“不够” 。它可能捕捉到了幸福的某些侧面，但未必触及中国人理解“乐”的核心。

二、汉字心学的视角：一个“心”字，两种“乐”

汉字心学提供了一条独特的分析路径——从汉字的构形中读出中国人“乐”的心理密码。

汉字中，与“乐”相对的“憂”（忧），字从“心”，从“頁”（人首），构形为“心”被包裹、压抑于身体之中，无法舒展。而“乐”字呢？它在甲骨文中本义为“音乐”，从“丝”从“木”，象琴瑟之形—— 音乐本身就是要让心“发出来”的 。古人以“乐”（yuè）为“乐”（lè），本身就暗示了一种深刻的洞见：真正的快乐，是让心从“忧”的压抑状态中释放出来、流动起来。

更值得玩味的是“心”字的构形。《说文解字》释“心”为“人心，土藏，在身之中。象形” 。但孟子说“心之官则思”，王阳明说“心者，身之主宰也” ，一个具象的心脏器官，在中国文化中被升华为精神的主宰。这意味着： 中国人的“乐”不是“大脑分泌的多巴胺”，而是“心”的状态——是王阳明所说的“乐是心之本体” 。

另外，楷体“心”字的四个笔画互不联结，彼此边界清晰，而“心”字的四笔却又形成一个整体，所有笔画均有向心力，这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文化中的整体与个体的关系，是整体下的自由，而非绝对的个体自由。这决定了某些情况下人的心理是在整体考量下的，个体需要关注到整体的利益，不能伤害整体。阳明先生所描述的私欲与良知的关系，是致良知去私欲，消除私欲蒙蔽良知。从积极心理意义上说，个人的积极需要服从与服务于整体的需要，譬如在家庭、在学校、在单位、或在任何一个人际社会群体中，都包含了我、你他/她、它的四种角色关系。这是汉字心学对于“心”字四个笔画所投射出的人际关系的基本描述。也就是说个人的积极不仅仅是源于自己的需要，还要照顾到周围环境的人际与物际关系的需要，这个积极心理度是与人际相适应的，与西方的实用主义文化背景下的积极心理是不太相称的。

再看“思”字：上为“囟”（大脑），下为“心”，古人眼中的思考是“脑”与“心”的协同，带着情感与直觉的鲜活过程，而非单纯的理性运算。“愁”字，“秋心为愁”，是季节更迭在人心上的投射。“怕”字，从“心”从“白”，“白”寓意空白、失色，精准描绘恐惧时内心的空洞感。

汉字心学揭示了一个关键差异 ：西方积极心理学所说的“幸福”，往往指向大脑认知层面的“满意感”；而中国人所说的“乐”，本质上是“心安”——心无所亏欠、无所压抑的状态。用王阳明的原话：“虽哭，此心安处，即是乐也。” 心不安，再多的积极情绪也是空中楼阁。

三、“乐极生悲”：中国人的“乐”为什么自带刹车？

有一个现象，很多在西方生活过的华人都有体会：英语里说“Enjoy yourself!”是祝福，而中国人说“乐极生悲”是警告。

这种文化心理差异，有实证研究的支撑。有学者分析了5种抑制东亚人幸福感的心理机制，其中关键的一条是： 东亚文化的辩证思维默认痛苦与快乐是一体两面的必然，所以会主动给快乐“降温” ；而倾向分析性思维的文化，不会把“快乐”和“风险”进行因果绑定，会努力最大化积极情绪。

于是，很多东亚孩子从小就听到这样的训诫：

“整天就知道吃喝玩乐，没点正事”—— 你不能纯玩
“再接再厉，不要骄傲”—— 你不能停下
“小心乐极生悲，物极必反”—— 快乐是危险的

这种文化惯性塑造了一种独特的情绪调节模式： 非享乐主义情绪调节 。有研究指出，中国文化强调人际和谐相处，最终体现出的正是一种“非享乐主义”的情绪调节模式——即不以追求快乐本身为目标。

更值得玩味的是语言层面的影响。研究指出，中文等不区分将来时态的语言，会让使用者模糊“现在”和“未来”的边界， 更愿意为未来的快乐牺牲当下的享受 ；而英语等有明确将来时态的语言，则让人更倾向于“及时行乐”。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塞利格曼在《持续的幸福》中不得不修正自己早期的观点：他承认， 幸福不是无止境地追逐快乐的情绪，还应该重视“潜能的充分实现” 。这不恰恰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所说的“心安”“中和”吗？

四、“情志相胜”：中国人的情绪调节智慧

如果说“乐极生悲”是中国人对“乐”的一种警惕，那么“情志相胜”就是中国人应对情绪问题的一套独特方法论。

情志相胜疗法， 源于《黄帝内经》，根植于阴阳五行学说 ，是利用情志之间、情志与五脏之间相互制约的关系来调节失常情志活动的一种心理治疗方法。简单说就是： 以情胜情，以志克志 。

具体而言，中医将情志分为喜、怒、忧、思、悲、恐、惊七种，对应五脏五行。根据五行相克原理： “怒伤肝，悲胜怒”；“喜伤心，恐胜喜”；“思伤脾，怒胜思”；“忧伤肺，喜胜忧”；“恐伤肾，思胜恐” 。一种过度的情志，可以用另一种情志来“对冲”。

从汉字心学的角度看，情志相胜的逻辑与“心”的调节密切相关。王阳明说“乐是心之本體” ，而情志相胜的核心正是通过调节情绪来恢复“心”的平衡状态—— 它不是消灭某一种情绪，而是让心在七情流转中保持“中和” 。

学术界已有研究将情志相胜疗法与积极心理治疗进行对比。有学者认为，积极心理学利用增强个人主观幸福感来治疗抑郁症，其背后的原理与情志相胜疗法“不谋而合”。但两者也有根本差异： 积极心理学倾向于“加法”——增加积极情绪；情志相胜疗法则讲究“平衡”——用一种情绪去调节另一种情绪 。

有研究将情志相胜疗法与西方主流的行为矫正疗法进行比较，认为两者均以外显情绪为突破口，但理论基础和治疗程序存在明显差异，同时也指出了 两者在情绪障碍治疗中整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

值得注意的是，一种名为“喜克怒”的情绪调节策略已被纳入实证研究。2021年的一项硕士论文研究，在实验室情境中验证了“喜克怒”的有效性——即用喜悦的情绪来对抗愤怒。这正是情志相胜理论在现代心理学语境下的实证化尝试。

五、殊途同归？还是道路分叉？

积极心理学在中国并非没有拥趸。彭凯平教授在第六届世界积极心理学大会上报告了本土化探索的成果，提出中国积极教育要在PERMA模型基础上增加“自我”（Self）维度，形成PERMAS模型。他也承认，积极心理学在中国推广遇到的最大挑战之一，是 中国人的幸福观具有辩证的、变化的、整体的特性 。

彭凯平将“flow”译为“福流”，并考证其源头可追溯至汉代东方朔的《灵棋经》中“福流卦”——“苦尽甘来、福运流转” 。他还认为庄子庖丁解牛时“得心应手，物我两忘”正是“福流”的写照。这种努力值得尊敬——他在试图用中国传统智慧重新诠释一个西方的心理学概念。

但“福流”的译法本身，恰恰印证了本文的核心论点：积极心理学的“flow”在西方语境中指认知的专注；而彭凯平用“福”和“流”两个字，主动加载了中国的“福报”观念和“心流”的身心合一体验。这一“翻译”本身，就是对原文的“超载”和“改写”——因为中国语境里没有纯粹的、不带伦理内涵的“心流”。

中国学者也有更尖锐的声音。有研究指出， 心理健康教育与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割裂，加上对积极心理学的“滥用”，可能让学生生出一颗“玻璃心” ——不堪一击，而非真正坚韧。文章主张应该“适当传承中式健康观”，培育学生真正的“智慧心”。

回到本文开头的问题：积极心理学在中国水土能服吗？

答案是：不是“能不能”，而是“怎么服”。

直接移植，注定排异。因为中国人的“乐”里天然带着“悲”的警觉，中国人的“积极”里天然含着“中和”的要求。一篇关于乐观的跨文化研究提醒我们： 乐观在中国文化语境下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包含着“积极预期”“转换”“接纳”“努力”等复杂成分 ——积极预期可以直接预测积极情感，但“转换”和“接纳”需要通过“情感加工”这一中介路径才能间接作用于情绪。

这意味着，中国人获得“乐”的路径，可能比积极心理学描述的更加迂回、更加辩证，也更加“不纯粹”。

六、一个不必二选一的答案

文章试图给出一个不必二选一的答案。

积极心理学的价值不容否认——它让心理学终于关注“如何让人活得更好”而非仅仅是“如何治疗疾病”。但西方积极心理学这套话语体系，确实有它看不见的“文化盲区”。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乐在其中”“情志相胜”“心安是归处”，提供了一条截然不同却同样有生命力的路径 。“乐在其中”不是追逐快乐本身，而是在投入有意义的事情时自然流淌出的状态，且是一个不偏不依的中和状态；“情志相胜”不是消灭负面情绪，而是用情绪去调节情绪，达到整体平衡；“心安”不是高潮迭起的兴奋，而是“无亏欠”的宁静与踏实。

而汉字心学告诉我们： 中国人的“乐”，本质上不是“脑”的满足，而是“心”的安放。 当西方积极心理学教你如何“变得更快乐”，中国传统文化在提醒你如何“让心回到它本来的位置”。这两者指向的，可能根本不是同一个终点。

当积极心理学的“快乐论”遇到中国传统的“心安论”，我们或许需要的不是选择，而是一种 整合性的视角 。

正如《幸福经济学》中所言： “至乐”不可持续，没有意义感支撑的逐欲之乐转瞬即逝，“过乐”之后是疲惫，是空虚，是悔恨。人还是要多做些有“意义”的事情，多做些“实现自身天赋”的事情，这样才能‘心安’。”

中国人的幸福密码，或许就藏在这两个字里—— 心安。

它不排斥快乐，但不以快乐为唯一目的；它不拒绝积极，但更看重整体的平衡与和谐。而这，恰恰是西方积极心理学正在缓慢转向的方向，也是中国传统智慧早已抵达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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